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开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开放、改革、发展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内在规律。新时代以来，我国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升开放质量和效能，推动开放、改革、发展良性互动，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新征程上，必须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开放和改革相互促进中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劲动力。
充分认识三者的内在统一关系
开放、改革、发展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深刻把握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理论逻辑与时代价值，至关重要。
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动力，改革是开放的前提和保障，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其一，开放拓展改革视野、倒逼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不仅是对外交流合作的过程，也是推动国内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对外开放使我们能够接触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规则，看到差距、找到不足，进而形成深化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其二，改革破除制约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扩大开放提供制度保障。开放越深入，越需要制度支撑。离开了改革，高水平开放就难以持续推进。特别是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监管规则、法治环境等方面，如果制度供给跟不上，开放就难以深入下去。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打通制约要素流动、市场对接和规则衔接的堵点，才能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创造条件。其三，发展既是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破除旧体制的束缚，释放社会生产力，激发发展的内在活力，开放则为中国提供融入世界、学习借鉴、提升自我的宝贵机会，拓宽国家发展的国际视野和战略空间。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效，才能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体现了在新时代条件下对改革开放规律认识的深化。其突出的理论创新，在于将对外开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谋划和推进，赋予开放丰富的时代内涵。开放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外贸外资问题，不只是为了扩大贸易、吸引外资，更是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放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同时，开放方式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拓展。传统开放更多体现为商品贸易自由化、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流动便利化以及加工贸易和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政策安排。高水平开放则更加注重制度层面的对接与创新，强调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推动投资、贸易、金融、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环境保护、数字经济等领域开放。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开放内容更深、层次更高、要求更严，也意味着开放与改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换言之，制度型开放把外部规则与内部治理统一起来，把参与国际竞争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统一起来，体现了更加成熟、更具主动性的开放观。此外，这一理论创新还体现在统筹开放和安全方面。高水平开放，是在安全可控前提下稳步推进，主动塑造规则，以内外联动增强韧性。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全球发展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更具现实紧迫性。
第一，这是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的必然要求。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明显，但要将市场潜力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必须通过高水平开放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连接起来。一方面，利用国际市场拓展发展空间，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开放吸引全球优质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资源要素，更好服务做强国内大循环。只有坚持开放，才能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这是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抓手。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优势和资源消耗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开放合作培育新动能。高水平开放有助于引进先进技术、促进跨国研发合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同时，开放还能够倒逼国内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第三，这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国际竞争不只是产品竞争、价格竞争，更是制度竞争、规则竞争和治理能力竞争。一个国家能否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关键看开放水平、制度水平和创新水平。扩大高水平开放能够增强我国市场吸引力和制度吸引力，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同时，开放合作能够扩大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经验的国际影响，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三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我国持续扩大贸易和投资领域开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实践表明，开放扩大了改革发展的空间，改革提升了开放的质量和效能，发展积累的综合优势为更高水平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形成开放、改革、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持续扩大开放，夯实改革发展基础。贸易和投资是对外开放的直接载体，也是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要渠道。新时代以来，我国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货物贸易提质升级、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规模优势和韧性进一步增强。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8.08万亿元，同比增长7.4%，首次突破8万亿元。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面对外部环境复杂变化，我国外贸规模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表明制造业的供给能力、经营主体的应变能力不断提升，创新动力更加强劲。
开放的扩大促进了投资结构优化和市场环境改善。2025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417.7亿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2.3%。外资企业更加重视在华市场布局、研发创新和产业协同，国内产业也在开放竞争中加快改造升级。围绕外资企业关切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问题，我国持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开放带来的市场竞争和规则要求，也促使我们更加注重稳定预期、优化服务和维护公平竞争，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推进制度型开放，牵引重点领域改革。开放的水平，取决于制度供给的质量。新时代以来，我国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开放中完善国内制度体系。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平台，成为推进制度创新、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重要载体。目前，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数达到23个，形成覆盖东部沿海、内陆腹地和沿边地区的开放布局。
开放平台的作用不仅在于集聚外贸外资资源，更在于通过先行先试为全国改革探索路径。近年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由外资准入逐步延伸至跨境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推动投资管理由审批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变。上海等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规则，累计推出两批110余项试点措施，涉及贸易、投资、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从局部试点到复制推广，从政策创新到制度完善，各类开放平台不断将外部规则压力转化为内部改革动力，监管方式、治理机制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开放带来的资源流动、竞争压力和规则对接，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新时代以来，我国围绕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和要素配置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改革，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创新活动和高附加值环节集聚。随着开放环境和市场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国内企业也在更广范围参与国际竞争，吸收先进经验，提升创新能力。
改革与开放协同推进，增强了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2025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5.25万亿元，占出口总额的19.5%。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提高，反映出我国外贸竞争优势正由成本优势更多转向技术、质量和品牌优势。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持续发展，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新模式不断拓展，为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成长提供了新的支撑。实践说明，扩大开放能够引入先进要素、拓展市场空间，但决定开放成效的关键仍在于国内改革能否及时跟进。只有不断完善市场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才能把开放带来的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能力。
依托发展新优势，拓展更高水平开放空间。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形成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具备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分工、配置全球资源和推动国际合作的条件。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为我国向更加主动、更具韧性的高水平开放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2025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约1.25万亿元，同比增长7.4%。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国际产能合作和海外服务网络建设，推动技术、装备和服务走向世界，在全球市场中提升资源配置和风险应对能力。
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2025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同比增长6.3%，占全国外贸总额的51.9%。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装备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合作，我国与共建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资源互补和产业协同持续深化。截至2026年1月，我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4个自由贸易协定，自贸伙伴遍及五大洲。依托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发展新优势，我国在扩大自身开放的同时，也以更大市场容量、更强产业配套能力和更广合作平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发展效能
随着开放不断深入，决定发展质量的因素越来越集中于市场体系能否有效运行、治理机制能否适应新业态发展、资源能否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门。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需坚持对外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把开放的着力点放在降低制度成本、改善资源配置和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形成开放牵引改革、改革提升发展效能的传导机制，使我国市场规模、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优势更好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
以扩大高水平开放牵引重点领域改革。立足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消费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的需要，有序拓展开放领域，提高开放对制度改革的带动作用。当前，服务业开放具有较大潜力，应围绕提高服务供给质量和增强生产性服务能力，稳步扩大电信、医疗、金融和数字服务等领域开放，引入具有技术、管理和服务优势的经营主体。开放政策应从市场准入方面延伸到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中，推动解决准入以后仍然存在的隐性限制，使各类企业能够在相对统一的规则下参与竞争。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应加强对新型监管方式的探索，围绕跨部门协同、新业态治理和要素跨境流动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安排，并将经过检验的经验及时向更大范围推广。地方吸引外资要逐步减少对短期优惠的依赖，更多通过稳定政策、改善服务和增强产业配套形成持续吸引力，减少对微观经营活动的不当干预，提高监管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开放能够扩大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来源，但这些资源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取决于国内市场能否实现资源要素的顺畅流动和有效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应重点清理地方性准入限制和变相保护措施，推动市场监管、产权保护和执法尺度逐步协调，使各类经营主体能够在公平环境中开展竞争。应减少通过补贴和行政保护维系低效率企业的做法，把更多资源用于改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创新条件，引导地区竞争转向比拼制度效率和发展环境。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促进国内外市场在质量标准、流通渠道和认证体系等方面衔接，增强企业根据需求变化调整市场布局的能力。只有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开放引入的资源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以贸易投资创新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促进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发展与制造业转型紧密结合，拓展研发设计、软件服务等，提高服务要素在生产和出口中的比重，推动企业从供给单一产品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延伸。利用外资要更加关注长期效应，招商引资评价应更多考察外资项目能否形成研发活动、带动本地企业发展和促进技术扩散，引导外资企业在国内布局更多研发、设计和管理职能，并通过供应链合作和联合创新增强与国内产业的联系。企业对外投资也应提高经营层次，在拓展市场的同时加强品牌、渠道和服务网络建设，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相关部门要完善企业出海服务，在法律合规、知识产权保护和争端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效支持，降低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制度成本。通过提高贸易投资的技术含量和产业关联度，推动我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环节延伸，增强产业体系应对国际竞争和需求变化的能力。
以安全治理筑牢高水平对外开放屏障。开放越深入，国内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紧密，外部冲击向国内传导的渠道也会增多。提高安全治理能力，有助于减少外部风险对开放进程的干扰，为长期扩大开放提供稳定条件。安全规则越清晰，风险治理越精准，经营主体越容易形成稳定预期，正常的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也越能够持续开展。需提高风险识别和处置能力，使安全治理水平与开放程度相匹配。根据风险性质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实行分类管理，对一般性经营活动提高便利化水平，对涉及重要数据、关键技术和重要基础设施的活动明确管理边界和审查要求，减少规则模糊带来的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建立在多元化布局和提升替代能力基础上，要重点关注产业链关键环节对单一市场、单一来源的依赖程度，及时评估外部冲击可能造成的影响，并通过拓展来源、增强国内供给能力和保持必要储备提高韧性。在金融领域，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宏观审慎管理，防止短期资本大幅波动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不断深入，还应完善海外风险预警和协调服务机制，提高企业应对政策变化、市场波动和突发事件的能力。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的重要经验，也是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增强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新征程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推动对外开放与重点领域改革协同发力，以更高水平开放拓展市场空间、汇聚优质资源、强化竞争激励，以更深层次改革疏通经济循环、改善资源配置、提升治理效能，在开放与改革的相互促进中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制度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赵忠秀)
(责任编辑：臧梦雅)炒股用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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